4月下旬后，爸爸的胆红素指标不降反升，状况每个小时都在恶化。
到了4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把爸爸转进家门口的中心医院。我跟他说：“到这里，就是到家了。”
3月查出爸爸胰腺癌的，正是这家中心医院。我出生的地方，也是这家医院。这家医院正对着我们家，也正对着已经变样的、爷爷奶奶在上海第一个落脚处的旧址，以及承载着爸爸那一代人们的童年的土地。
爸爸开始在昏睡和谵妄两种状态间反复切换。消化内科的医生很快向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滴水不漏地向我说明为什么需要在放弃创伤性救治声明材料上签字。至于床位，本来这里并不打算收治终末期癌症患者，是家人们拒理以争，加上爸爸超出医学人士认知的顽强生命力，病房才破格清空让我们延长使用一周。
2日，长夜降临。爸爸恢复了些意识，能说话了。
“都交给你了。”
“我们以大局为主。”
之后，爸爸虚弱地只能发出气声，嘴唇翕动着。这句话讲了三遍，但始终听不清在讲什么。
“700度？是要儿子保护眼睛是嘛？呜呜呜，老头……”妈妈自顾自先哭起来了。
爸爸没有回应。过了十几分钟，又对我和妈妈说：“我们都是好朋友……”
3日凌晨，爸爸说：“让他们都来。”
前来探望的亲友一波接一波。但爸爸陷入到了长时间的昏迷，几乎不再说话，也不再有任何所谓遗言。
“止痛针，还要打嘛？”我迟疑地又确认了一次。
医生很严谨地按规范做了两遍检查：“瞳孔扩散，呼叫也没反应，已经昏迷了，不需要打了。”
终末期的癌痛，会让意识清醒的病人痛不欲生，需要不间断给予大剂量镇痛药。但如果是重度黄疸和肝性脑症，会早于癌症发展、先一步剥夺病人痛感。面对这样的结果，算幸运还是不幸呢，我实在不知道。
在最后的昏迷期间，爸爸奇迹般地扛过了能让多数病人一击致命的消化道大出血和肺部感染。可是告别的时刻终究会来。
14日凌晨，我几近一宿未眠，坐在漆黑的夜里盯着监视器的绿光：心率渐渐走低，血压却飙升。到了白天：心率时有时无，血压忽高忽低。晚饭时间后不久，爸爸在亲人们的簇拥下，倏然睁开了眼睛，平静的，微笑着，然后永远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心脏彻底休息了。
两年后，为了照顾妈妈脑瘤术后康复，我买了车。有天行驶在机动车道向非机动车道扫视时，我猛地听懂了当年爸爸喃喃着的叮嘱：
“自行车，慢点。”
"ciak daq tsho, mae nye."
不是“七百度”（tshiq baq du），而且无法还原出后面紧跟着的两个平调音节要表达什么。
自行车，是我和爸爸情感联结最深的信物之一。
小时候，他常载我去他在虹口工作的工厂，盛夏的骄阳似火，他给我顶着条湿的414毛巾，我欢乐地在28寸自行车后座大叫：“我也是乡毋宁！”当时上海卖西瓜的多为踩三轮、头裹毛巾遮阳的外乡人，但小孩子只会把他们跟西瓜联系在一起。
我学会骑车，是爸爸手把手教的。后来，只要我跟爸爸一起出门，多数情况是一人一辆自行车，然而他总是批评我车速太快，不顾左右。那时候，他就会厉声说“慢点！”
在爸爸过世那年的年末，我处理完我们在岛上的房产，从那里带出来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爸爸在身体抱恙时仍亲手调试过的旧山地车。
我记住了，“自行车，慢点”。在骑车时。在开车时。在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时。
爸爸，你看到了嘛？
